大唐必盛-古玩世界

前段时间，桐乡、海宁等地想继发现良渚文化时期的古物，引得村民疯狂挖地寻宝。杭州市的许多媒体对此非常关注，进行了连续报道。对于当地村民的失态行为，不足可取，但从中也可看出当地村民“良渚文化”古文物价值的认识----虽然模糊，但驱动力很大。

    “良渚文物”为什么会这么珍贵？“良渚文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魅力，可以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推翻中国文明起源一元论观点？作为一个“良渚文化”的“自家人”，你对它有多少的了解？

上篇

施昕更与何天行

    说起良渚遗址的发现，学过乡土历史的人，脑子里一定会跳出一个施昕更来。1936年5月，时任西湖博物馆地质矿产组助理员的施昕更，在参加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时，出土的带孔石斧曾在老家良渚见过，于是便开始了对良渚遗址的发掘工作。1937年，施昕更在馆长及同事的协助下，对发掘资料进行整理、分析，撰写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即《良渚》。

    何天行，是一位被历史尘封的学者，他所写的《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1937年出版发行），是最早研究良渚文化的一本考古著作。何天行也是提出良渚文化文字的第一人。

    何天行出身名门，父亲何公旦是浙江名医，姐夫就是潘天寿。1935年，何天行在复旦大学求学时，得知良渚一带有玉、石、陶器发现，就意识到有一个优秀的远古文化遗存的存在。

    施昕更也好，何天行也罢，都以有限的考古资料，从不同角度，对良渚遗址发现的黑陶和石器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良渚遗址的古物，早在古代就已被发现。《列子》中有：“禹伐防风氏，掠其大璜而归。”防风国包括现在的武康、彭公、良渚一带，大禹征讨防风国时到过良渚，璜即玉。《海宁县志》记载：“明孝宗正德九年（1514年）硖石沈祐于紫薇山土中得异石无数，如斧钺，如圭璧，方者，圆者，短者，长者。厚二三分，周围口尤薄，各有窍，皆倒棂。黄、白、黑、绿各不同，光洁工巧，迄非人工。”海宁也在良渚文化的空间范畴内，这是一篇较为详细的发掘报告，只是没有引起世人的重视。

良渚玉  安溪土

    在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古器物中，玉器是出土量最多、最具代表性的。明清以来，良渚一带玉器出土就日益增多，古董商和收藏家纷至沓来。当时安溪有古董铺，专门做出土古玉生意，许多古玉都流向了国外。

    当时人们把这种古玉称作“安溪土”。在清人刘心瑶的《玉纪补》和徐寿基的《玉谱类编》中，又把“安溪土”称为“角头古玉”。他们认为：吴越的制玉工场在安溪，“安溪土”是古人制作大型玉器切割后的边角料，再经玉工加工而成的玉件。最近的考古发现已证实：安溪确是一个古代的制玉工场，但年代却远远早于“吴越”，而在公元前2000年到3300年间。

    在长期与玉打交道的过程中，玉已融入了古良渚人的生活理念，由喜爱而神话，将玉制品的内涵提升到了人性的境界，把玉的物质形态转变成了精神象征，开创了中国“玉礼制”的先河。

    用于礼制的玉主要有玉琮、玉璧、玉钺三类。玉琮是古良渚人所独创的，内圆外方，是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物件。专家认为玉琮是古良渚人“天圆地方”宇宙观的体现，是巫师用来祭祀天地神灵所用的法器。钺本是一种武器，而玉钺脱离了武器这一功能，成了军队最高统帅权力的象征。出土的玉钺“一墓一件”，放置在墓主的手边，由上下端饰和钺身三部分构成。玉璧本是“苍璧礼天”祭天的礼器，但从出土情况看，有时代表财富，有时是专用随葬品。玉璧质地天然，色泽多样，一般素面，但也有少数饰有图纹，可惜是被盗挖出墓缺乏参考价值。

    在玉礼制之外，古良渚人并没有遗忘玉器的装饰作用，制成的装饰玉器更是琳琅满目，有玉璜、玉三叉武器、玉梳背、玉半月形器、玉端饰、玉镯、玉带钩、玉鸟等等。

古良渚人的物质世界

    古良渚人虽然笼罩在温润而坚硬的玉文化中，可他们毕竟还有更丰富的物质世界。而且玉毕竟是贵重之物，良渚时期已有严格的富贫等级之分，玉也只能代表社会的上层。这从发掘的墓葬可以为证，显贵者的墓中通常有大量的玉器随葬，而平民的墓中只有少量的陶器。我们也应该撩开这层玉的面纱，去了解古良渚人最质朴的物质世界，因为它们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农业是早期社会发展赖以生存的基础，古良渚人对农业生产的驾驭已超越了河姆渡人。河姆渡人还在进行古老的“耜耕”的时候，古良渚人已经开创了“犁耕”。犁耕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还改善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地力，是农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良渚遗址出土的石犁已有200多件，专家根据犁身上的痕迹推测，木质犁床由上下两部分构成，已到了相当的复杂性。配套性的斜把破土器、石镰等农作工具都经过改进，工艺上非常成熟。

    相对于富人的玉器，各式各样的陶器成了古良渚的普通老百姓物质生活中的重要角色。陶器的发明，缘于一种生活实践。古人把竹篮、藤篮之类的编织物涂上泥，用来盛水，不经意间放在火上或是有意当作耐火的炊具，在长期的火烤中篮子烧掉了，泥土硬了，剩下一个烧不烂的炊具，这就是陶器的原形。良渚时期的制陶已广泛采用快轮制作技术，与今天的制陶方法如出一辙。快轮制出的陶器型状规整，比例对称，而且有的胎壁仅厚1-2毫米。但匀速带动轮盘的动力来源却还是一个迷。良渚的黑皮陶同样有着一个秘密，它的外表黑亮，一直保持至今，这层经久不褪的“黑皮”到底是自然产生还是特制的黑陶釉呢？这种神秘的配方又是什么呢？

    制作技术的革新带来了艺术创造能力的极大释放。良渚文化陶器除了鼎、豆、壶等最具代表性的陶器以外，还有滤酒器、带流宽把杯等造型奇特，充满了艺术幻想的陶制品。

    不仅如此，古良渚人还发明了石纺轮、陶纺轮，能织经纬密度为48（根/平方厘米）的细麻布和平纹绸物。考古中还发掘了木结构的水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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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  国家？

    你可知大观山果园的果子为什么这么有名？那是因为它的土，微微隆起的果园下垒着两千年前的沃土。

    一句玩笑话，却是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微微隆起的大土堆是古良渚人堆筑起来的。它东西长670米，南北宽450米，最高处有10多米，总面积30余万平方米。在这巨大的土台上，还有三座更高的小土台：大莫角山、小莫角山、乌龟山，层层夯筑而成。考古发现，小土台上有大片的夯层、夯窝和成排的大型柱洞，夯筑面积达3万余平方米。

    这里极有可能就是“良渚国”的“皇宫”。这是古良渚人心中神圣的殿堂，它不仅是良渚聚落群体的中心聚落，在良渚文化早中期规格最高的。在早期的社会条件下，完成这样一个工程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并且要有一个组织者。良渚是否出现了国家机构？似乎只有一个国家的君王才有这样的气魄来策划、领导这样一个大工程。这也成了良渚文化研究的热点问题，它将直接影响中国文明探源工程的研究。

    不论良渚是否出现了国家，当时的良渚已经出现了“城市防御工程”----土垣。从瓶窑毛元岭至安溪罗村，全长5.8公里，横贯两镇。有的学者说是“御敌”的；有的学者说是“防洪”的。在外人看来，土坦遗址已没有气势可言，被道路、民居隔断了；几千年的坍塌原本高大的土墙也成了小小的土坡。但那毕竟是一种象征：集权体制下奴役的成果。

良渚  神

    良渚文化已成了余杭古文化的象征，良渚玉器的造型被广泛应用于城标、雕塑、建筑上。有一个图案它屡屡见于良渚文化宣传册的封面，它几乎成了良渚文化的代名词。这就是“神人兽面纹”，它以完整或简约的图案形式，出现在玉琮及其它各种玉器上。完整的“神人兽面纹”上部是一个戴着放射性羽冠的人头像，下部是一只兽的面纹。有的被简化成了“兽面纹”。它所蕴寓的含义非常神秘，至今没人能解释它所代表的意义，又被称为“神徽像”。

    在良渚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不少的祭坛。最典型的是安溪瑶山祭坛，面积达1万余平方米，是一处祭坛和墓地复合遗址。祭坛的形状就如金字塔，被称为“土筑金字塔”。祭坛是古良渚神职人员沟通人界与神界，祈求神灵庇护的礼制性场所。原始宗教已经进入了古良渚人的生活。

良渚  级制

    从考古发掘的墓葬资料来看，许多迹象已表明良渚时期已出现了森严的等级：墓葬的规模有大小之分、墓葬的葬地有高矮之别、随葬品有明显的多少好坏之差；聚落有中心、次中心、次次中心之分；随葬玉器还有真假之分，而且两者比例也大有差别。

    良渚文化的聚落群有良渚、福泉山、寺墩、赵陵山等等，每群都有自已的中心聚落。其中以良渚聚落群为最大，面积33.8平方公里，它是良渚文化最高层次的中心聚落，是政治经济中心。良渚文化聚落群的两个重要特点：一是高度的规范化；二是各聚落群间的关系是大中心下的多中心。这已是大国中小国群体的初现。

良渚  文明

    礼和社会分层是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要特征，良渚时期已经有了礼制的最初发展，出现了一套重型礼器（琮、璧、钺三件套），为中华礼制的形成铺垫了第一层基石。财富的绝对积累和相对集中是文明产生的前提条件，等级制度的出现自然促进了社会的分层和财富的积累。从考古资料来看，良渚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的文明因素。

    在良渚文化发展的1000多年中，黄河流域和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龙山文化、仰昭文化、齐家文化、石家河文化等等。但无论在生产力水平上，还是社会的复杂性方面，同期的良渚文化都是最引人注目的，它是当时的一支强势文化，影响了同期的其它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发现，彻底推翻了中国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元论说法，形成了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的观点。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由于地理优势，不断吸收着周边各文化的精华，最终在良渚文化消失之后促成了中国文明的形成。

良渚文明的消失

    “公元前3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东海发生大规模海侵，良渚毁于一旦……”

    “公元前3000年前后，古良渚人被迫迁徙，良渚人去楼空……”

    “公元前3000年前后，长年征战和内部矛盾，良渚走向了衰亡……”

    “公元前3000年前后，宗教崇拜、享受主义盛行，非生产性支出大增，社会体系崩解；外部青铜文化的冲击，良渚困于内忧外患……”

    时间都锁定在了公元前3000年。良渚文化突然消失了，在考古文化层上出现了断层，叠压在良渚文化层上的马桥文化与良渚文化没有后继关系。马桥文化并没有将良渚文化时期丰富的物质生活和复杂的精神世界完整地存留下来。专家们为此揣测万千。